​关键词丨什么是妥协

关键词丨什么是妥协

妥协

compromise

所谓妥协，其核心的含义就是折中、让步，即各方通过互让来寻求一致点，从而消解对立，导致相互性利益和满足的实现。小到一斤白菜几分钱的让利，大到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以条约来解决，妥协无处不在，随时发生。

在鲁滨孙的孤寂世界里，当然不需要妥协；妥协总是与集体生活中的分歧与争执相伴生。当分歧与争执发生时，按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只要采取妥协方式得到的净收益大于采取对抗方式得到的净收益，人们就会采取妥协的方式；反之，则会采取对抗的方式。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即便数目上的得失计算已经十分清楚，仍旧存在着大量的不妥协，激烈者甚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见，妥协与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功利盘算，在它背后还有道德或更高价值的考虑。

以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论，汉语里使用“妥协”一词时，常把它视为一种低下的道德品质。它要么和放弃抵抗的投降主义联系在一起，要么和纵容强权的绥靖立场词义相近。即使在相当温和的叙述中，它也不过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斗争”策略，极少获得正面肯定。在英语世界，妥协曾经也是一个贬义词，以至于美国学者多比尔(J. Patrick Dobel)感慨它“在伦理上成为一个尴尬的与前妻生的孩子”。

但晚近以来，随着协商民主和契约文明观念的广泛传播，“妥协”不仅越来越具有手段合理性，还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价值正当性。用协商谋求共识，用契约调整利益，在这种普遍的制度规则中，愿意妥协作为一种前提使协商得以展开；接受妥协的结果，则使契约能够践行。

妥协可以作为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方法，这很容易理解也容易实现。但要把妥协当成一种主导性的冲突解决模式，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或价值原则，我们还必须回答相关的一组问题：妥协何以必要?妥协又如何可能?不妥协的自我辩护成立吗?使妥协正当的原则在哪里?

妥协何以必要?

如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社会的常态，惟一的最高价值能够随时统摄民意；如果理性万能，不但可以瞻前顾后，还能设计出周全计划确保所有人的福利；如果人人都不利己，拼命利他，什么博弈算计全是多余———类似的幻想只要满足任何一条，妥协就无必要；反之，妥协就有萌发生长的土壤。

1．多元价值：理念的冲突与判断的负担

人们的政治行为总是隐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取向。理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假如人类在诸如德性与规范、善与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上存在高度一致，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的妥协就是多余之举。

然而，在现代世俗社会，文化价值早已是多元的。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之间所追求的价值都有其各自的评判标准。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对于“什么是完美的人生”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解。例如经验主义会求诸自由社会的历史传统，浪漫主义则诉求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现实主义更注重具体语境下的特殊信念和理解。这些分歧都有合理存在的理由，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超越其上的终极标准来裁决它们。于是，“价值多元主义与合理的分歧”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两个最大特性。

那么人类能够依靠理性来解决多元价值的冲突么?罗尔斯的研究证明，理性在统合意见的功能上，已经变得无能，因为它在作判断时总是会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被他称之为“判断的负担”因素包括：

·经验证据可能相互冲突并且太复杂；

·即使大家同意哪些因素应该列入考虑，但是对于各个因素的重要性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性的概念可能含混不清，因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及了解；

·在现代世界中，决定我们如何评判证据及权衡价值的整体经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也因人而异；

·关涉到一个问题的各方面可能有不同种类的规范性的考虑；

·当被迫对于我们所珍惜的诸种价值作选择时，我们会遇上很大的困难来决定它们的优先性。

既然理性无为，是否可以采取完全放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无法避免的合理分歧呢?是否可以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生活?显然，这个办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那样的话，人们的合作成本将无穷大。罗尔斯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涉及宪法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什么是正当的问题上，人们应取得共识。对于其他不同的价值观，则可以采取回避的态度，把分歧“用括号括起来”。罗尔斯的聪明主意其实就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妥协。

正像他在讨论正义问题发生情景时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同时具有利益冲突和利益一致的特色，但为了一种相互利益，人们必须进行“合作冒险”。

事实上，政治性的决定过程及其结果总是具有妥协性的。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出现的宪政体制，其实就是市民社会与王权国家妥协的结果。美国宪法本身也是充满妥协的文本。例如，众议院按人口分配，参议院每州两个席位，就是实现照顾大小州不同利益的“伟大妥协”。

对此，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Okun)的一段描述颇有意思：

美国社会弘扬人的价值，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然而，我们的社会又驱使人们在竞争中出人头地，它所颁发的各种奖励，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超过了失败者抚育他们后代的食物……这种平等与不平等的混合，时常给人以矛盾甚至是虚伪的感觉。但是我相信，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社会制度反映的是各种艰难的妥协，而不是根本的矛盾。

如果承认整合全部分歧的绝对真理并不存在，多元价值都有其主张的权利，而判断的负担也无法

根本卸除，那么妥协尽管艰难，却是必要的。

2．有限理性：致命的自负与满意的决策

在广泛的语境中，人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一次选择。在作出选择的决策时，人们不仅受到价值理念的制约，还受到信息或知识的限制。假设一个人拥有超级智慧，能够精确计算所有行动的后果，无往而不胜，那么妥协对于他而言，就绝非必要。正是因为理性的有限，才使得人们愿意接受不完美的结果，在无法“最优”时就谋求“满意”，无法满意时就避免“最糟”。

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地位不断攀升，一度扩张到自以为是的全知全能境界。然而，哈耶克(F.A.Hayek)戳穿了这个简单的神话，并警告这种自负是致命的。因为存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信息分布如此广泛分散，每一个人获得的那部分都是不完整的、局部的、零散的和有限的。哈耶克指出，人类的无知普遍存在，即便是专家的知识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观察的结果”。而且，“人们知道的愈多，人们掌握的知识在全部知识所占比例愈小”。

西蒙(H.A.Simon)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也支持着哈耶克的论断。西蒙批评此前广泛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或者说最优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该模式“要求决策者有能力用某种一致的效用尺度，去比较那些后果，无论那些后果种类多么繁杂，性质多么不同”。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决策者是一个无所不能和无所不会的超人，具备完全和十足的理性。遗憾的是，“人类提出与解决复杂问题的智力能力同问题的规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西蒙认为，在现实和实际的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只能想到少数几个选择；而且，不仅不可能知道少数几个选择的全部可能结果，甚至对某项选择的许多可能结果，也很难想得到。在某项选择之下，即使对一切行动的实际结果都正确了解，从决定到实施完成时，其价值观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最终决定未必符合预期。正因如此，决策者不可能具备一套完整、明确和偏好一致的行为体系，因而不可能选择完美方案。人们只能“试图作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

人生活在现实的世俗世界，注定要接受不完美的事实。政治无法去追求最大的善(那是致命的自负)，而只能尽量避免最大的恶。在这个意义上，妥协甚至是人类的宿命。

3．博弈计算：合作的剩余与均衡的出现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随着人的行动范围的增大，其不妥协的自主性在减少。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工，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某一方面的让与去交换另一方面的索取。所以“社会中需要的妥协的数量直接依行动的范围而变化”。在交互式的行动中，自利的人群必须进行精细的计算，以规避风险和谋求利益。

按照博弈论的一般理论，人们之间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博弈关系。从总体上看，如果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所得小于所失，即通常所说的两败俱伤，就是负和博弈；如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就是零和博弈；如果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就是正和博弈。

显然，在这三种博弈中，前两种采取的是对抗的方式，或者说是非合作的方式；只有正和博弈采取的是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妥协的方式。妥协之所以能够增进当事各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

在现实中，如果合作产生的剩余不能被合理分配，往往导致合作失败。所以对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成为合作能否实现或持续实现的关键。什么样的“分配方案”是合理的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相关双方或多方能够达成均衡。所有的均衡皆是妥协。在这里，“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尽管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原动力来自个人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生发出来的竞争，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进展却是处在竞争机制中的人们相互合作的结果。因为收入和财富积累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人们社会博弈中的“合作剩余”构成的。

奥尔森(M.Olson)关于政府起源的奇妙推想，用于证明集体行动的博弈逻辑或许十分精当：在一个人口众多的无政府状态中，虽然大家都需要和平秩序和公共物品，但达成一致的成本太高，没有人或集团有动力提供，结果盗匪猖獗，社会混乱而且贫困。偶然地，一个流窜的匪帮在这里驻扎下来。为了避免拼死的抵抗以便让抢夺能够持续下去，每一次他们的行动都留有余地。渐渐地匪帮发现，如果同时为抢夺对象提供和平秩序以及其他公共物品，并将抢夺的份额降低到一定程度，就能与百姓和平相处，并且还能够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而百姓这边，由于抢夺的份额可以接受，和平秩序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又有了保障，反抗反而成了不恰当的选择。于是，匪帮长驻而成为政府，抢夺的份额就成为税率。

在上述故事中，匪帮不妥协的方案就是不留余地，涸泽而渔，结果必然是鱼将不存，匪帮只能继续流窜；百姓不妥协的方案就是以暴应暴，社会依旧混乱。恰当的税率成为双方利益实现的一个均衡点。

妥协如何可能?

从技术上说，达成妥协一般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对立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通融的余地，或者对立双方皆有意去促成一种松动的局面，或者在把问题留待时间去解决这一点上抱有共同的期待。第二，对于让步的得失评估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而能从长期的全局的角度予以把握。第三，能够明确区别共同利益和各自的排他性利益，愿意强调和发掘共同利益。

虽然妥协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都会出现，但它作为人们广泛采用和普遍推崇的行为方式，却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在政治领域，这一制度就是民主；在经济领域，这一制度则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如果没有民主社会的制度保障，总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妥协即便发生，也只会是随时翻盘的临时约定；如果没有市场交易的普遍发生，通过讨价还价的反复习得，妥协也不容易养成，“好说好商量”的协商愿望就难以压倒“撕破脸皮”的恶斗念头。

1．民主的制度保障：妥协的安全阀机制

达尔(R.A.Dahl)指出：“良好的目的彼此常常存在冲突，而资源又有限，因此，无论个人还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几乎总是需要权衡，需要对不同目的进行平衡。”政治就是一种试图努力把冲突变为妥协的过程、程序与方法，对政治家和政治学家而言，其最得意的成果之一就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构建起以民主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根据阿普特(David Apter)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作的分析，在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之间又存在着契约性的妥协机制、以约定俗成的法制为基础的游戏规则以及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机制，这些条件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础。

民主制度与妥协高度相关。科恩(Carl Cohen)强调“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方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确实，民主不是依靠多数人的力量消弭差异，而是差异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妥协之道。

在强权体制下，由于力量对比的极度失衡，弱者的选择空间十分有限，妥协时常是因为深刻的无奈，是被逼的隐忍，所以妥协既不稳定，也不持久。一旦忍耐超过界限，妥协失败，冲突就必定以更大的强度爆发。被誉为波兰的“甘地”的米奇尼克(A.Michnik)说，他的妥协图景既以现实主义为起点，也“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在民主社会，暴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代价过于昂贵的冲突解决方式，因而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冲突各方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互谅互让等和平方式来解决纷争，成为基本共识。这种“权衡冲突各方的争议，从而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便是妥协的过程”，可以无须要求任何一方对任何人作出不可忍受的牺牲，或强加不可忍受的不公平。

一个民主的社会绝对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恰当的说法是，它是一种对冲突表现出宽容和制度化克制的社会，即它并不对冲突进行简单的、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只是鼓励冲突双方放弃对抗，实行让步和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民主的制度架构中，妥协是安全的、有尊严的。这不单是指妥协达成之前的意见表达和激烈争执是安全的，还包括妥协结果既定以后，相对弱势一方的权利也被充分尊重，而不用担心会被多数人羞辱甚至“定点清除”。换言之，因为有制度作保障，人们对妥协的达成有预期，对妥协的持续有信心。共赢的想法促使纷争不容易逾越边界，经常是在“有惊无险”中上演一幕幕好戏。

2．市场的伟大共谋：妥协的养成机制

在稀缺价值被等级特权或贵族身份垄断的古代社会里，解决各种冲突和潜在争夺的惯常方式是压制和欺骗，当然很难有妥协和让步的存身之处。妥协养成为一种习惯，是市场经济广泛兴起以后的事情。

韦伯(Max Weber)把这一次巨大的时代变迁称为从“共同体”向“社会化”的转变。他分析说，这个转变的要义在于，人们由一种基于约定俗成的或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的关系，向一种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并建立在自由协议的交换基础上的关系转变。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行为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价值合乎理性”向“目的合乎理性”变化。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张扬，使得“过去那种只能在生活康庄大道之外的旁沟暗角里搞些冒险活动的欲求态度，恰恰变成了合规律的经济生活起支配性的灵魂”。于是，谋利的市场活动飞速活跃起来。

在市场关系中，竞争似乎比妥协更加醒目。其实，这不过是一体的两翼：竞争以妥协为终点，妥协又接着成为新的竞争起点。更简洁地说，妥协也变成一种交易，一种权利或利益的让渡。此时，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竞争与妥协不断较量的过程，直到均衡点的出现。

由于竞争各方都根据法律来行使自己的正当权益，因而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合理主张之间的冲突，成交须以各方作出让步为前提。若各方都固守法则或某种“道理”，不作出丝毫让步，交易必会破裂，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无法实现。这是“商人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找到一个均衡点。在主体平等和自由合意的前提下，均衡价格是供求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成交价格，均衡产量是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双方均在妥协中获得利益。

再进一步说，保障妥协收益的契约是一种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既然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则他就理当为此承担责任，接受由此而来的必要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守信的道德准则构成妥协与服从的正当根据，而无端毁约将被判做不正义和不合法的行为。凯恩斯(J.Keynes)感叹说，在这个时代，“上帝和财神水乳交融，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伦理、政治、文艺和宗教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共谋”。

可见，市场并不仅仅是妥协经常发生的交易场所，还是妥协技巧和妥协观念不断养成的大学堂。反过来就可以推断，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的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妥协是不会自动生成的。

为何不妥协?

妥协既然如此必要，又完全可能，不妥协的事件为何还是屡屡发生呢?简单的解释是，妥协在伦理上或结果上皆不完美的事实，必定遭到特定人群的诟病。对于不妥协者而言，他们的行动还受到内心和外在诸多因素的激励。

1．不许：道德绝对主义者的立场

美国学者多比尔把拒绝一切妥协的人称为道德绝对主义者，并对他们拒绝妥协的逻辑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尽管具体的伪装有变化，但绝对主义者反对妥协的主要理由呈现三个明显的特征：首先，他们的目标在伦理上是绝对优先的。这种道德优先性意味着其他的任何主张必须用他们的衡量维度来评价，而其他的主张对他们而言在伦理上是没有值得认真考虑的分量的。其次，他们的目标或标准使得所有实现它们的方法神圣化。神圣的目标或标准要求所有人遵从他们的指示而不计后果。最后，反对者在伦理上可以被归类为堕落的或低下的人。

张灏则从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里提取出道德绝对主义的两种典型：一种是志士精神，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形成的使命感，认为人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活的，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应该只问目的，不计后果与代价，哪怕献出生命；另一种是戡世精神，认为人有能力征服世界而做万物之主，相信只要发挥人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在这种精神笼罩之下，人已有自我神化的倾向。

道德绝对主义者或许承认价值多元，但肯定不承认其他价值拥有和他们的信仰等阶的地位；他们或许承认知识有限，但肯定不承认能力有限；他们或许承认博弈算计，但肯定不承认他们会落下风。所以，在这群人看来，妥协在价值上是不允许的。

2．不愿：对革命或斗争的迷恋

在革命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之后，其根本目标是要颠覆旧秩序，砸烂旧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诉诸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坚决的政治斗争，时刻保持区分敌我的阶级警惕性。

基于善恶对立的世界观，革命者几乎不假思索地认定，政治冲突只有一种解决方式，那就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由此，一旦冲突发生，冲突的双方都是同样坚信，这是最后的斗争：甲方相信，我们失去的只不过是手铐和脚镣，我们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乙方则宣称，我们再退半步，那就将是江山易色，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政治冲突的结果只有一种，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革命或斗争持续发生，偶然的妥协全都没有好下场，这一逻辑和行动方式就被它自身反复强化，最终导致骑虎难下的格局。即便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妥协赖以生成的基本信任还是无法建立。

3．不敢：想赢怕输的赌徒心态

邹谠在研究中国政治的传统时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度，对整体的最高层政治最具有决定性的基本“游戏规则”是“全赢或全输”。这个规则有三种可能的式样：第一种最严格的式样是，两方面都明显地要全赢，都怕全输。第二种比较宽松的式样是，事实上只有一方面要全赢，另一方面怕全输。第三种最宽松的式样是两方面事实上并不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得到全赢的结果，但是两方面或至少有一方面害怕对方最终要达到全赢的目的，因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出让步，以防止对方达到最终全赢的目标。结果，双方彼此的猜疑将政治、军事斗争推到一个全赢全输的局面。

这种想赢怕输的赌徒心态为妥协制造了巨大障碍。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提出妥协的要求，任何一方都不相信妥协出自对方的真心。在沟通过程中的具体困难还表现在，任何一方都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结果是妥协的良机一次次坐失，最后还得回到解决冲突问题的老路上去。

妥协正当的诸原则

正当的妥协是建立在容忍、互利、自愿和务实基础之上的。学会妥协并不是因为顾忌对手的强大，而是力图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

1．底线共识：妥协的基石

妥协并非对原则的放弃，恰恰相反，妥协正是为了坚守某种原则才作出让步。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并非没有底线意义上的基本共识。舍此，任何妥协都不可能达成。反过来说，一种妥协只有建立在底线共识的基础上，才具有价值层面的正当性。这种共识被罗尔斯称为“公共理性”，它的核心是关于“政治的正义观念”。例如，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与天主教徒就堕胎问题达成妥协，但不可能与纳粹分子就种族优越论达成妥协。是否允许堕胎，只是在何为生命、生命权的起点上有分歧，对于生命作为最高权利主体这一公共正义的原则，双方有着高度的共识。而种族优越论则缺乏最基本的正义理念，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属于公共理性所规范的禁忌范畴。一个社会的公共理性越趋于正义，该社会中的妥协就越正当。

2．合乎法律：妥协的边界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中，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是“合法反对”，即所有的反对都不能危及现有宪法和法律，所有的反对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从而把反对者从阴谋家变成了可接受的持不同意见者，把充满恶意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敌对力量转化为在朝或在野的、日常的、可容忍的对抗力量，保证了民主架构稳定与活力兼备。同样，任何正当的妥协都应以法律为边界，都应当是基于法律许可的正当权益之间的妥协。那种有违法律的妥协，与现代妥协的内在本性相悖，因而是不公正的妥协，既不能持久，也不受保护。

3．自由合意：妥协的精髓

正当的妥协不能是强势一方“大气”或弱势一方“忍耐”的结果，一张一弛的妥协，随时变脸的妥协，“赦你无罪”的妥协，“礼贤下士”的妥协，对交流、对话的对方，都是侮辱。自由合意的意思是非胁迫、非强制，即妥协出于自愿，是真实意志的表达，而不是高压下的扭曲或屈辱。在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中，处处皆是以臣服为特征的等级关系，妥协的主体之间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平等，而不可能做到自由合意。现代社会，人们基于自由竞争的交往活动和交换关系是横向的、对偶的、交互的关系，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在主体平等与自由合意的前提下达成。竞争者之间的妥协既是基于竞争力和基于法律的权利主张之间的对等，也是在竞价中形成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在这里，妥协只认可当事各方自愿接受的契约规则的约束，而从骨子里排斥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和胁迫。

让人欣慰的是，当下中国，一方面已经通过威权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也逐渐明晰，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正一路高歌猛进。在这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新型的契约型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强化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治观念、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被实践并培育出来，越来越多的正当妥协也在人们期待的视野中不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