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笔下《艰难时世》

狄更斯笔下《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出版于1854年。为了写这篇小说，狄更斯曾经到北方工业城市普莱斯顿去进行调查，实地考察当地的罢工运动。小说的主要线索是围绕葛雷硬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的。葛雷硬是资本家、议员和教育家。他把只重实利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准绳，也作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为了功利，他把女儿路易莎嫁给年龄比她大一倍的资本家庞德贝。在他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为了功利盗窃银行，并且嫁祸于纺织工人斯蒂芬，导致斯蒂芬悲惨地死去。最后，葛雷硬在马戏团小丑儿的女儿西丝的温情感化下，终于幡然悔悟，接受基督教“信心、希望与仁爱”的精神，变成了一个善良的资本家，爱战胜了功利主义。小说另一条线索围绕纺织工人斯蒂芬展开。史蒂芬的个人生活并不幸福，但是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他不同意组织工会，因而在工人中间很孤立。他因被诬告偷窃而被庞德贝解雇。斯蒂芬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流泪]，不幸失足[流泪]掉进报废的矿井，伤重死去。小说通过庞德贝和葛雷硬两个主要反面人物形象，不仅愤怒地揭露了资产者残酷剥削的罪行，还着重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为资本剥削辩护的思想理论——曼彻斯特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们把拜金主义和所谓“讲求实际”的功利原则贯彻到一切生活领域中去，从而否定一切企图改变现状的“空想”；他们鼓吹“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等谬论，以掩盖劳资矛盾的阶级实质。

小说原题名为《葛雷硬的哲学》，正表明了狄更斯的这一创作意图。 彭德贝是银行家、商人、工厂主。他是焦煤镇经济命脉的主宰。他对斯蒂芬、西丝等劳动者的悲惨遭遇无动于衷。狄更斯指出，在庞德贝这一类资产者的眼里，工厂只是作为一种“人手”而存在；如果造物主象给低等动物一样只给工人两只手和一只胃，更能博得庞德贝等人的欢心。在庞德贝看来，工厂里冒的黑烟越多，他的利润就越大。他反对一切有损于资产阶级功利的事。焦煤镇上的工人组织工会，他指责工人们是不安于现状，想用“金调羹吃甲鱼汤和鹿肉”。为了掩盖他的剥削，他捏造了一段历史，胡说自己从小被母亲遗弃，他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一个小可怜虫[流泪]”，“白天在阴沟里过，晚上在猪圈里睡”，全凭自己的努力发了财。在小说的最后，彭德贝的母亲当众揭露他勤劳起家的谎言。狄更斯认为，在英国，像庞德贝这样一个丧尽“人性”的资产者决不是孤立的现象。庞德贝是英国“王徽”、“英国国旗”、“约翰牛”、“人身保护律”、“民权法案”等等的总和。他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之一。庞德贝的亲属葛雷硬是焦煤镇的精神统治者。他曾经是一家五金店的老板，后来，他成了议员兼教育家。他提倡“事实教育”。狄更斯用他特有的漫画式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压抑“人性”的[流泪]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只允许孩子们承认事实，接受事实，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想象力和幻想。“事实教育”只谈“数字和精确的统计”，而统计的主要办法是“用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事实教育”，要人们接受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动摇的这一观点。葛雷硬的女儿路易莎就是这种“事实教育”的牺牲品。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第一次直接描写了劳资矛盾。

作者选择了焦煤镇这个典型的工业市镇为背景是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的。狄更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运用夸张手法描写焦煤镇的环境，展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市镇上空缭绕着无穷无尽像巨蟒一样的黑烟，红砖建筑物给黑烟熏黑，像是“生番所涂抹的花脸一般”。厂房里的机器象抑郁发狂的“大象”一样活动着。工人区里“窄院儿连着窄院”、“窄街紧靠着窄街”，和郊外资本家宽敞的宅邸形成强烈的对照。

在工会活动家斯拉克布瑞其的鼓动下，焦煤镇的工人再也不能继续忍受非人的待遇。他们开始组织起来，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而斗争。斯拉克布瑞其在演说中指出，资本家“抢劫了我们的家庭，榨取了我们的血汗，剥削了我们的双手的劳动，剥削了我们的精力，剥夺了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光荣权利”。狄更斯虽然不同意斯拉克布瑞其组织工会的活动，但是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谴责。小说中，斯蒂芬不同意组织工会来对付资本家，但他也谴责了资本家为了谋求利于利润，使千万个矿工死于矿井底下，而活着的工人“从摇篮到坟墓”，一辈子受剥削。他告诉庞德贝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总有一天工人们会“大闹起来”的。狄更斯一方面不同意工人“大闹“”，一方面又认为工人们的“大闹”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和压迫的结果。这正说明了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矛盾。在狄更斯笔下，庞德贝和葛雷硬是失去“人性”的资产阶级的形象，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充满“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斯蒂芬和西丝。斯蒂芬是一个勤劳、善良，心地朴实的劳动者。他长年在庞德贝所开设的纺织厂劳动，生活贫困。在焦煤镇劳资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宽容，互相谅解。他要求庞德贝用“人性”来对付工人阶级，不要把他们“当做许多匹马的马力，像处理加法中的数目字或者是机器一般地来处理他们”。他认为资产阶级要解决他们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用强硬的手段是

绝对不行的”。同样，他也不希望无产阶级采取强硬手段对付资产阶级。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尽资产阶级的摧残，却对资产阶级充满幻想，逆来顺受。他直到临死以前还祷告上帝，希望世界上的人能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接近，不要像他那样活在世上。以“仁爱”精神对抗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冷酷，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核心。为了宣传这种思想，狄更斯还塑造了西丝这个形象，她像斯蒂芬一样，个人生活也十分不幸。父亲因为年老体衰，不能继续赢得马戏观众的笑声而出走，西丝为葛雷硬所收养。在这位“事实教育”家的家庭里，他居然保持了纯情的“人性”，成了路易莎的亲密朋友。她以一颗温暖的心感化了葛雷硬，使他放弃一成不变的功利主义的理论。为了表现“仁爱”精神，他甚至掩护盗窃犯汤姆逃出英国。

在小说中，工会活动家斯拉克布瑞其的形象被丑化了。斯拉克布瑞其发表的剧烈演说和他从事的各种活动，是不符合狄更斯所宣扬的“仁爱”精神的。他被描写成为一个性格粗鲁、暴躁而又狂热的煽动家。 总的说来，狄更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同情资本主义社会中受迫害、受剥削的广大中、下层贫民，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是多方面的。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到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教育诸方面，他无一不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的作品广泛地反映了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社会的画面，从城市到农村，从法院到监狱，从豪华的官邸到阴暗的贫民窟。他的小说展出一幅幅资本主义社会的画面。他成功的刻画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形象、指出他们贪婪、寄生、腐朽的特性、揭露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的。他的创作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的有关解决社会阶级对立、消灭社会贫困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资产者的批判主要针对他们丧失“人性”，缺乏”仁爱”精神。他同情弱小者，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受难者。他们并不要求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求资产者“仁爱”地对待他们。狄更斯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他十分惧怕革命来临，希望用“小人物”的温情和感伤的眼泪来达到阶级之间的谅解和妥协，避免可怕的革命行为的发生，这些思想是狄更斯创作的严重弱点。在艺术上，狄更斯笔下的次要人物和反面角色往往勾画得十分成功，他的正面人物大多显得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