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在敦煌市大泉河岸边，有一座石室宝藏，称为莫高窟。

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代官方和信徒的不断兴建，形成了拥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的佛教艺术盛地。

而莫高窟最为举世闻名的莫过于清末所发现的藏经洞了。藏经洞据传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莫高窟的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而要迁徙，将无法带走的典籍书目便集中存放在藏经洞内，用泥土将入口封死，在外绘制壁画以掩盖。然而这些僧人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在此清理窟内沙石，供奉香火，收取布施，尘封已久的莫高窟始有改观。

香火旺盛之时，王圆箓雇用贫士杨某为文案，在今16窟内接待香客，记载账目。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杨某在窟内北壁磕烟锅时，察觉墙后有回音，怀疑有暗室，便告知王圆箓。后，王圆箓破开墙壁，果见密室，藏经洞大白于天下。

洞内设有高僧洪辨坐像，并堆积有自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所涉及文字包括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康居文等，而且大多为写本，少数为刻本，极其珍贵。其中更是包括高僧玄奘所译《般若波罗密多经》的写本。然而，这位极其崇拜玄奘法师的王圆箓道士却是个大字不识的人，未能察觉出这批文物的重要性。但王圆箓至少是敬重文化的，此后，他便开始了历时数年文物上交之旅。

王圆箓在发现文物后不久，便徒步行走了近50里路，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呈上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求证其价值。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同两张废纸，随口打发了王圆箓。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敦煌新任知县汪宗翰是位进士，颇懂金石学。王圆箓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便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前往莫高窟察看，并拣了几卷经文带走。走时，令王圆箓看好藏经洞。

王圆箓见知县并不重视，便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前往酒泉。他一个人风餐露宿，走了800多里，才到达酒泉，找到了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将王圆箓所带经卷浏览了一番，最后只是告知王圆箓，经卷上的字没有他的书法好。王道士只好又将经卷带回。

几年后，甘肃学政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并从汪知县处索取了部分文物，但他最终也没有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到了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查经卷并就地保存。王圆箓走投无路，便给身在紫禁城的慈禧老佛爷写了秘信。此时的清朝早已是自身难保，此事便如石牛入海，再无音信。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敦煌。在得知藏经洞之事后，便前去拜访王圆箓。王圆箓对这个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避而不见。但斯坦因得知王圆箓崇拜玄奘后，便欺骗王圆箓，声称自己也是三藏法师的信徒，所以才沿着取经之路来到敦煌，并承诺帮助王圆箓修缮道观。王圆箓这个单纯虔诚的信徒，当然对斯坦因产生了好感，便将斯坦因带至藏经洞。此后，斯坦因从中挑拣了部分文物，共计24箱写本，5箱佛画、织绣等，花费二百两白银购得。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藏经洞，这位精通汉学的学者在洞内待了三周之久，支付王圆箓五百两白银，精心挑选了6400余件写本，装满了10辆大车运往巴黎。可笑的是，在运往巴黎前，伯希和在北京将这些古籍装裱，并在六国饭店展览。而且，这些外国考古团队在国内的考古行动是经过清廷官方许可的，并全程有官兵护送。

光绪三十六年，公元1910年，学部才重视起敦煌遗书，下令将剩余经卷悉数运往京城。在清点前，王圆箓将一部分私藏了起来，而余下运往北京的经卷沿途也遭到各地官员的私藏克扣。到达北京时，因一路的私藏克扣导致数目减少，负责运送的官员便将一件分割成两件甚至三、四件，以充数蒙蔽，共计8757件。

公元1914年，已是民国时期。斯坦因再次来到藏经洞，用五百两白银购得古籍570余件。在这前后，另有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尔登堡到过莫高窟，或是低价购得数百件古籍，或是粘黏壁画，或是窃走佛像。

而后，我国近代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到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观赏墙壁下层的更为古老的壁画，便将上面覆盖的几层后代壁画擅自用手剥落，对壁画造成了严重破坏。

自此，敦煌莫高窟文物遭受了巨大的毁损。

藏经洞一路所遭受的不幸，王圆箓难辞其咎。但是，若将全部责任推向一个弱小的个人，岂不是太过分了。王圆箓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更无知的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小官员，是那个破旧腐朽的中国。王圆箓没有能力知道这些古籍的价值，但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求证于专家，然而专家们也并不重视。如果是重要的文物，政府会让王圆箓一个人看管，继续堆积在尘土中吗？而且，前来考古的外国学者们，看起来比清政府更加重视这些文物。他们多数也有清廷官方的许可，并愿支付对于王圆箓而言不菲的银两，这让王圆箓又如何能拒绝。

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记载了王圆箓的一些故事：在清廷学部下令运送文物进京时，搬运人员在粗野的搬放过程中将许多古籍损坏了，对此，王圆箓十分痛心，后悔未让斯坦因将文物全数运走。于是王圆箓便将他所认为重要的部分隐匿起来。而后，斯坦因说到：“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这些外国学者的行为是骗取盗窃不假，莫高窟也的确受到了他们的损坏。但他们所带走的文物古籍悉数都保存在他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内，也受到了当时国际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如若藏经洞一直由王圆箓看管，那王圆箓身后又会落入何人之手；若全数由清廷运走，五万卷典籍沿途又会有多少毁损、遗散、私藏，又会有多少因充抵数目而被分割，破坏；若完好保存到民国成立，而后接连的军阀混战、朝野更替，国民政府能否有余力在奔忙中妥善保管这些文物免于战火；若一直堆积在洞内，复经若干年的氧化、腐蚀，待可妥善保护之日，所剩如何也不好确定。

敦煌遗书之殇，是其被发现后的那些时代的中国之殇。

而王圆箓，这个莫高窟的守护者，在重修大佛殿九层楼未成之后，于1931年去逝，葬于莫高窟前大泉河东岸。

声明：玄奘法师功德盖世，各行业之人皆可钦佩其恢弘壮举，道士王圆箓当然亦可如此，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