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什么官职（古代御史中丞是什么级别）

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什么官职（古代御史中丞是什么级别）

历朝历代变换官僚制度，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毕竟国家时局的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一个瞬间。

但是总有那么一个职位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御史中丞，与之相对应的两汉时期的监察官司直和司隶校尉来说，存在的时间乃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反之比较短时期存在的司直和司隶校尉，根本不可比，那么御史中丞的设置为何可以如此巩固，与司直，司隶校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两汉时期的御史中丞究竟是怎么设立的？

御史中丞最初的设立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段？

大部分的文献中都会提到御史中丞的来源，一般都会认为秦朝设立了此等官职。但是此官职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是在西汉初年。

秦朝的所谓文献记载内容太过于含糊，概念并不容易分清，但是那个“御史丞”的职能应该和御史中丞差不多，最多也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

清人梁玉绳认为：“《百官表》省诸侯王御史大夫与改丞相为相，并在中五年。此与汉纪书于中三年，未知孰是。而中丞之称则误也，中丞乃御史大夫之属。”另外，有些学者在地方的王国官职中也没有看到相关御史中丞的记载。

“王国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辅王。仆一人，秩千石。郎中令，秩六百石，置官如汉官官吏。郎、大夫、四百石以下自调除。

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国如郡太守、都尉职事，调除吏属。相、中尉、太傅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这是清朝时期，当时历史学家作出来的调查，可见并没有御史中丞的出现。

另外在汉朝建立之初，国内仍旧依照秦朝的体制来办事，其实也可以理解，汉朝建国，经济恢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些体制自然没有秦朝置办的完善，直接点说就是来不及置办较为完善的体制，就算匆忙中置办出来，也没有秦朝体制好，人们在办事时还是会趋向于前者，当然也有人们思想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滞后性的影响。

但是不管怎样，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个不可言说的忌讳，在汉朝的国土上，使用前朝的体制，换谁都忌讳。

但是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在短时间根本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更何况那个时候经济恢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沿用秦朝的体制，包括官僚制度。

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复苏之后，在新兴的统治阶级在对国家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汉朝才开始设计自己的体制。“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这是贾谊的观点，这个观点得到了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实践。

故在之前就存在御史中丞是个不争的事实，统治者想的当然是尽快摆脱秦制的影响，所以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上设立诸多官员，对于原来的王国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存在武帝时期出现明显的“御史中丞”。武帝时期的《茂陵书》云：“中丞别居殿内，举劾按章，故日中丞。”

这是一个关于御史中丞的完整记载，综合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官僚体系的发展，在武帝时期，才正式有了御史中丞这个官职。

2、为何要设立御史中丞？

其实一开始御史中丞的正式设立是由于武帝时期的皇帝的私事。相比于国家属性而言，御史中丞的私人属性更加强烈。

故在处理皇帝而对一些私人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当作一般的国家大事来处理，为了皇帝自身的权威和面子问题，私事也不能摆到台面上去说，所以鉴于这样的原因，御史中丞诞生了。

可见一开始御史中丞的职能并不是纯粹为了监察，大部分是带有处理皇帝私事的家务属性的。为了方便事情的解决，皇帝一般都会给较大的权。

当然，能够让皇帝把这些事情告知，并且去解决这事的人，一定是皇帝很信任的人，与旁人不同，在权力的分配上，自然没有那么多的警备心。

之后，逐渐发展，御史中丞的权力越来越大（权力的使用不能总是在暗处，这样不方便行事，权力的通道必须在明面上解决），使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官职逐渐被合法化。并且之后纳入御史大夫之下，进行管理，应该相当于辅助作用。

当然将权力如此大的官职放入御史大夫之下，不仅仅因为其职能有其相似之处，更重要的还是对于丞相的压制。当时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大，行政权，军权，经济发展权都在丞相的手上，如果没有人进行一定的压制，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这也比较符合汉朝的政治思想，“以内制外”，形成完美的制衡之局。

御史中丞是皇帝那边的人（地方刺史也是交由御史中丞进行管理），御史大夫手中并无太多实权，所以整个国家的监察权都是交由皇帝的手中，只要有足够的监察权，丞相权力再大，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足够形成压制。

御史中丞与“丞相司直”，“司隶校尉”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三者之间存在着制衡关系，并且分工上明显化

一开始的监察并没有那么多人，一般就是御史大夫，后来国家为了统治的完整性和必要性，御史加强监察的规模和强度，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管监察根本不行，事情太多，完全照顾不到。

于是在武帝时期，设立了御史中丞，刺史，丞相司直，司隶校尉。

这样一来，不仅国家的监察事务可以得到全面有效的管理，相关的监察部门也会因为人数的增多而效率提高。

人数多了，自然权力就不可能捏在一个人的手中，自然要放下去，使监察权没有办法一人独揽，使整个朝局保持基本的稳定，达到了皇帝想要的制衡局面。

《通典》卷二四《职官 六》：“武帝时，以中丞督司隶，司隶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绶。”可以看出这些监察官之间的制衡关系。

最初，汉武帝实行司隶校尉此官职，是为了调查巫蛊之乱的事实真相，这样的事情要是当做国家事情来说，未免太不恰当了，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在皇帝和太子之间。

于私来讲，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妥当，互相的不信任。父亲做的失职，儿子做的也不对；于公来说，这是皇帝和太子，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两者之间谁出了差错都是影响国家根基的问题。

另外，这三者之间的职能还是很明显的，司隶校尉的职能趋向于发现官僚们的不法行为，直接举报给皇帝；御史中丞倾向于在朝堂上观察官员们的行为礼不礼貌，尊不尊重皇帝。

丞相司直则是在丞相府中观看奏折，文书中有无不法之举，或者不敬皇帝之举。虽然他们都是管监察这一块的，但是看得出来分工还是蛮细致的，并没有重叠现象出现。

2.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存在严重冲突，东汉时，制衡局面被司隶校尉打破

这三者之间，就数丞相司直权力较小，不容易卷进复杂的政局变化之中，但是另外两个权力那可是相当大，一般，重要的权力，他们两个手上，多多少少都会沾染。

御史中丞不用说，职能和权力那是相当大的，掌管十三州的刺史，并且在御史台是所谓的“内部官员”，一般“内部官员”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所以权力分配这方面肯定是要比“外部官员”权力大。

司隶校尉其实在西汉时期也是“内部官员”，并且掌管几个重要地方，地方上的事务也有资格插手，权力也是相当大的。

只不过到了东汉需要与其他的官员形成新的制衡关系，所以提高了司隶校尉的地位（实际上的官职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可见西汉地位虽没有东汉那么高，但也是掌握了实权的）。

从这两者可见，同是在监察这块领域办事的，同样是皇帝的内部官员，权力两者竟然还差不多。

所以彼此对于彼此心中都是有层隔膜的，相当于处于敌对关系，毕竟皇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有足够的势力去牵制另一个势力，有点以毒攻毒的味道。

后来武帝过世后，由于权臣出现，需要新的制衡关系帮助皇帝夺权，所以御史中丞的地位在武帝之后一直下降，一直到了东汉时期，御史中丞的职能被明确划分出来，并且不再是内部官员，而是外部官员，权力自然大打折扣。

相比于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实权地位都在手的来说，很明显两者在西汉时期制衡的局面完全破灭了